全球化第三次“解绑” 如何从服务贸易大国成为服务贸易强国?

鲍德温认为，全球化4.0就是第三次解绑：当数字技术允许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利用国际工资差异套利时，这就会发生。

服务贸易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日益增长的数字化跨境服务贸易能力为各个经济体及个人打开了新的机会之门。

瑞士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学教授、欧洲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鲍德温(Richard Baldwin)在阐释全球化和“第三次解绑”概念相关性时提出，目前全球剩下的最大套利机会就在服务领域的工资率上。

“在不同国家，执行类似任务的费用通常相差10倍。相差10000%，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套利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由于技术壁垒，很少有公司可以套利这些差异。”他解释道，“但是数字技术正在改变这一现实。”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南研究院院长、国际经贸学院教授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服务贸易有4种提供方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其中跨境交付主要是通过远程通讯手段进行的。

“这种方式的服务贸易原来就存在，但在目前的信息技术发展环境下，它在4种服务贸易的提供方式中的地位现在越来越突出。”崔凡说，“在这一轮的全球化新浪潮中，跨境交付建立在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方的空间解绑上，也会相应地发生一系列的变革。”

“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制造业的服务化以及采用远程通讯手段的服务贸易也会迅速地发展，这些都是新一轮的全球化可能包含的特征。再比如网上广交会，展商和采购商可以不在线下交流，甚至说随着未来虚拟现实技术的增强，我们都能够听到、看见以及触摸到这个商品。”崔凡举例称，“这是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是通过远程通讯手段这种跨境交付方式的迅速发展，也可以说是推动整个新的全球化的根本特征之一。”

服务贸易与全球化解绑

在某种程度上，套利行为推动了全球化。鲍德温解释，只要各国相对价格不同，人们就可以通过低买高卖的双向套利赚钱。当涉及到商品时，套利被称为贸易。几个世纪以来，技术限制意味着套利主要发生在商品上。全球化主要意味着商品跨越了国界，不过大约从1990年开始，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使得一种不同类型的套利成为可能：跨国工厂。

协调技术使七国集团(G7)的公司得以将一些生产阶段扩展到附近的发展中国家去，同时仍保持整个生产过程仍平稳可靠地运行。巨大的工资差异使得这种通过制造地点的套利有利可图。

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鲍德温认为，历史上全球化的发展经历过四次浪潮，共发生了三次解绑。第一次解绑可以追溯到1860年左右开始的国际贸易的兴起，发生了货物贸易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的解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贸易进一步发展，第一次解绑也随之进一步深化。

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价值链逐步成形，这被称为“全球化3.0”。崔凡解释道，这一次的全球化也伴随着第二次解绑，这其中不仅涉及到货物贸易的供给和需求解绑，而且是整个生产链条上各个生产环节的解绑，生产环节在全球空间上的分离。到了现在，货物服务贸易的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的分离现象变得更加突出了。

鲍德温认为，全球化4.0就是第三次解绑：当数字技术允许在没有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利用国际工资差异套利时，这就会发生。

他还解释道，全球化1.0、2.0和3.0主要是那些以制造产品为生的人所关心的问题，而全球化4.0将冲击服务业。在发达经济体中，数以亿计的服务业和专业人员将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数字贸易飞速发展

如前所述，服务贸易有4种提供方式，其中跨境交付指服务的提供者在一世贸组织(WTO)成员方的领土内，向另一成员方领土内的消费者提供服务的方式，如在中国境内通过电信、邮政、计算机网络等手段实现对境外的外国消费者的服务。可以看到的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数字贸易中的跨境交付的地位在疫情中得到了推动，开始飞速发展。

据商务部服贸司8月初发布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2020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有所下降，总体呈现趋稳态势，服务出口表现明显好于进口，贸易逆差减少，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

从具体数据来看，今年1~6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22272.8亿元，同比下降14.7%。其中，出口9127.9亿元，下降2.2%;进口13144.9亿元，下降21.7%;带动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46.1%至4017.1亿元，同比减少3440.1亿元。

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趋向“在线化”与“零接触”发展，受疫情影响总体可控，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疫情冲击下更显优势和潜力。

上半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1~6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9744.3亿元，增长9.2%，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3.7%，提升9.6个百分点。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5128.7亿元，增长9.7%，占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56.2%，提升6.1个百分点;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4615.6亿元，增长8.6%，占服务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35.1%，提升9.8个百分点。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这一部分不仅受到疫情的冲击不大，而且互联网软件服务外包这些业态可能还做到了逆势增长，“比如服务外包1~6月的数据就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商务部网站消息，2020年上半年，我国企业承接服务外包合同额6795.3亿元，执行额4501.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9%和10.9%。其中，新兴数字化服务和研发、维修等生产性服务快速增长。云计算服务、人工智能服务、区块链技术服务等新兴数字化服务离岸执行额同比增长迅猛。

相比之下，传统服务贸易受疫情影响明显。2020年1~6月，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5580.8亿元，下降42.9%，其中出口下降45.0%，进口下降42.6%，是导致服务贸易下降的主要因素。

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第三次解绑的迹象已经明显得到加强，包括远程的医疗、办公、教育和会议等都有了飞速的发展。

“以远程医疗来说，这原来只不过是简单的远程互传一些信息，但通过现在的手段，已经开始有了一些远程连接诊疗设备的试验，医生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直接看到病人的状态，这些发展会成为服务贸易进步的重要的动力。”他解释道。

李俊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在积极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包括传统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在未来，虽然挑战较大，但是挑战对各个国家都一样，而且可能对其他国家的挑战更大，因此要仔细思考如何在疫情存在的情况下，对外输出我们的商业模式，比如中国的互联网技术、软件服务以及社交媒体等。

李俊对记者说，他刚刚从南方调研回来，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确想“出海”。

“疫情之下国外与中国一样都存在‘宅经济’，这也是这类企业快速发展的机遇。”他解释道，比如在国外，有些人不喜欢网上购物，直接去实体店购物，可是现在疫情之下，客观地推动了他们生活方式的数字化，因此产业需要转型来适应疫情，推动其数字化发展，而正好中国在这方面确确实实是领先的，甚至对有些发达国家都是领先的。

在他的观察中，他觉得中国很多年轻的企业家都野心勃勃，希望未来走向国际市场。“但是他们也担心未来形势，对于哪些国家是优先开拓对象比较谨慎。”李俊说，不过当下，确实是机遇，全球都在发展数字贸易，而我们中国在应用层面上确实是有优势的。

服务贸易逆差来源与继续开放

根据WTO发布的《全球贸易数据与展望》(2019)报告，2018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占世界的比重为4.57%，世界排名第二，其中服务出口占世界的比重为4.6%，世界排名第五;服务进口占世界的比重为9.4%，位列世界第二。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53.9%，比上一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14.9个百分点。

这一水平已经接近发达国家该行业水平，不过仍有差距。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比重一般都在60%以上，以美国为例，2019年美国21.43万亿美元的GDP中，属于服务业的为17.36万亿美元，占美国经济总量81%。

如何从服务贸易大国成为服务贸易强国?

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知识产权使用费。据商务部统计，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2252亿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4.79%;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322亿元，进口1930亿元，贸易逆差达1608亿元。

相比于知识产权使用费，同属知识密集型服务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则呈顺差态势。2017年，我国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171亿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约6.7%，排名第四，仅次于旅行、运输和其他商业服务;其中出口1876亿元，进口1295亿元，形成581亿元顺差。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59亿元，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0.76%，其中出口250亿元，进口109亿元，形成141亿元顺差，不过在总量方面，同目前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排第一的美国仍有差距。

据第一财经记者梳理，2016~2019年间，中美两国在金融服务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以2016年为例，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52.4亿美元，其中出口32.1亿美元，进口20.3亿美元;同年美国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474.3亿美元，其中出口1147.6亿美元，进口326.7亿美元，分别比中国多出1421.9亿美元、1115.5亿美元、306.4亿美元。

2019年，中国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63.2亿美元，其中出口39亿美元，进口24.1亿美元;同年美国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760.5亿美元，其中出口1357亿美元，进口403.5亿美元，分别比中国多出1697.3亿美元、1318亿美元、379.4亿美元。

崔凡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服务贸易是我国对外资开放的重点部门，负面清单上的重点也越来越多地覆盖在服务贸易领域，其中包括今年继续开放的金融业，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开放的电信业，这些都是外资含量和技术含量比较高的现代服务业。

崔凡认为，这些外资含量和技术含量都比较高的现代服务业，在我国的开放进程其实是一直在推进的，包括金融业的扩大开放是从2017年左右开始的。

在推动服务贸易继续发展的背景下，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复同意并印发了《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新一轮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试点地区，同时，在前两轮基础上“全面深化”，重点围绕推动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提出三个方面8项试点任务、122项具体举措。

《总体方案》指出，为进一步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振兴、长三角一体化、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新一轮试点从原有的17个试点地区扩围至28个试点地区，新增大连、厦门、青岛、石家庄、长春、合肥、济南、昆明、乌鲁木齐等9个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并将贵安新区与贵阳、西咸新区与西安连片发展，两江新区扩围至重庆21个市辖区，进一步凸显了新时期服务贸易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冼国义在近期的记者会上表示，在开放方面，上一轮试点在法律、金融等领域推出了6项开放便利举措，新一轮试点的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在运输、教育、医疗、金融、专业服务等领域，重点推出26项举措。

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上述举措主要包括：针对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进行开放压力测试，如推动允许外国机构独立举办涉外经济技术展会、在中国境内经营无船承运无须为中国企业法人、支持与境外机构合作开发跨境商业医疗保险产品等;针对自然人移动，探索放宽特定服务领域限制性措施，推动职业资格互认，便利境外专业人才来华创新创业，如试点允许符合条件的港澳专业人士在海南、深圳、广州等试点地区提供工程咨询服务，开展与港澳专业服务资质互认试点，探索整合外国人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便利外国人来华就业等;针对以上三种模式开放后进一步提升开放成效，鼓励试点地区加强服务贸易国际合作，如积极推进教育、法律、金融等领域国际合作，建设国际服务贸易合作园区等。(作者：冯迪凡 ▪ 高雅 ▪ 李欣洁)